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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与恐惧亲密无间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
朱晓闻
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
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
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噢，早死了。”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
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阿迪不依不饶。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你想要什么？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对此，导演这样表示：
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2 ) 壓迫者劇場: 創傷才是普世的
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
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
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
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
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3 ) 应该如何认识纪录片，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力量如何看待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4 ) 如何以一名中国商人的视角看待印尼反华事件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5 ) 有一种永远无法觉醒的罪恶，叫“正确”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
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他恐惧了。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6 )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給台灣的教訓
…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那是一片混亂。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
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
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
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
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
Adi：你是這麼認為的？我可不會。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
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目的是…
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
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
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
兩人相視大笑…
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
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這很正常的，不是嗎？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憤怒。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甚至不讓我結婚。這一切需要被糾正。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
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
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
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
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一直殺到亞洲街。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
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
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是誰啊”。...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但他還是去開門了。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之後就沒聲音了。他們把他給帶走了。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
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這不可能忘記的嘛。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那時我還很小。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
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主要是形象問題。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歷史問題。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
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不是賠錢了？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美國人殺印第安人。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懲罰他們啊！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
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
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難道，我犯了罪？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我希望不會是。我不想要遭到報應。Joshua…
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
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導演是否殘忍？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7 ) 恶人之恶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8 ) 2013年最喜欢的电影（10/10)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在印尼生活了七年。起初他的想法和一般的纪录片导演很像：采访那些受害华人的幸存者或家属子女。做了几年的无用功后，导演发现幸存者和家属子女完全就是敢怒不敢言。索性另辟蹊径，以大言不惭的杀人犯为主角，暴露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丑像，反而造就了这一部揉杂着魔幻，荒诞和真实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沉闷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导演是共谋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