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2018

《气球》翻拍自1981年的老片《偷渡人》。当年在真实事件发生不到三年之后，迪士尼就将这个奇迹般的逃亡搬上了银幕。在当时，这部电影被誉为是“迪士尼拍过的最严肃的电影”。不过，因为由迪士尼筹拍，演员几乎都是英国和美国人，主角也是老牌英国演员约翰·赫特。

直到近30年后，这个发生在德国的神奇大逃亡，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德国版本。

他把11岁时读到的传奇故事搬上银幕

1979年，《气球》的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年仅11岁，他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故事，此后一直对其念念不忘。多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本土喜剧卖座导演，好几部电影都是德国的年度票房冠军，04年的《梦幻飞船之惊奇号（第一部）》更是德国影史上的第二卖座电影。但他并不满足于喜剧的领域，反而心心念念地想要将那个儿时的传奇故事再搬上银幕。

《气球》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

为此，他首先是大费周章地从迪士尼拿到了这个故事的德语翻拍权：这个过程几经周折，他多次和迪士尼交涉，都以失败告终，身边人也无一支持他的执念。最后，他还是靠厚着脸皮求助于只见过一面的德国同僚、在好莱坞混得风生水起的《后天》《独立日》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才终于啃下迪士尼这块硬骨头。

接下来，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来筹拍这部电影——是的，从2013年之后，这位导演就再没有新作推出了。对于这样一位更应该讲求商业利益的前·喜剧导演，这也实在是太良心了。

五年的时间里，剧组多次访问故事主人公的两个家族，也凭借着严谨的态度，得到两家人的鼎力支持。他们掌握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包括当时的热气球设计图、缝制热气球的缝纫机，甚至还阅读了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对这起事件长达2000页的报告书。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竟然是一部技术流影片——影片尽可能地还原了他们当时制作气球的过程，也让你感受到了真·理科生·工程师的严谨和浪漫。

这个在1979年成功登空、并且足以容纳8个人（甚至更多）的热气球高达32米，光是布料就重达150公斤，由1245平方米的彩色布料人工缝制而成。

他们为何一定要逃离？

生活在一个重重监视的高压社会，为免引起怀疑，主角们无法随意采购物资。因此，热气球和吊篮之间的连结，居然是用“四根绕上晾衣绳的长棍”制成。

毫无疑问，登上这样一个简陋的热气球，本身也就是在玩命。但对于故事的主角们来说，这却是一场必然的赌博。

如果必定一死的话，死在自由的希望里，总好过死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就此销声匿迹，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在电影之外，为了让这场戏足够震撼和真实，导演也做了一个相当疯狂的决定：不使用后期特效，反而比照原本的尺寸，原样复刻当时的热气球，让演员们也登上天空。

有意思的是，本片的男主角，德国演员弗莱德里奇·穆克，居然还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以至于他已经八年没有坐过飞机了。而在片中他扮演的却是稳重的一家之主，在热气球也一直保持镇定，为恐惧的家人打气。（回头再看这场戏也不由感慨，真的是所有人玩命在表演。）

当然，也不得不提到，片中另一个观众们更熟悉的演员——曾是《朗读者》的男主角，大卫·克劳斯。在影片中，他也是让热气球升空的关键人物，将足足1245平方米的彩色布料缝在一起的地表最强·裁缝·大师。

认出来了吗朋友们，这就是《朗读者》的男主角大卫·克劳斯。

一晃眼《朗读者》也是十多年前的电影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气球》这样的电影？

即使在这样一部商业片里，并没有刻意渲染政治高压的黑暗和恐怖，依然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细节里感受到，生活在东德，你的生活根本没有秘密，危险无处不在。

一墙之隔的邻居就是秘密警察，言谈之间总不无窥探和控制欲。幼儿园老师会旁敲侧击地从孩子们口中问到父母的近况。

甚至于，孩子们在打闹时也会脱口而出”不准动，叛国贼”这类令人浑身发冷的话。难以形象，他们会被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成怎样的政治机器。

或许就如片头那段惊心动魄的平行剪辑，一边是孩子们满脸童真地站在舞台上歌颂东德，一边则是秘密警察们在枪杀试图跨过铁丝网的同胞。

东德如何，主义如何，不言自明。

诚然，在当时的东德，人民看似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富足社会，主角们也过着中产阶级生活。但这依然只是一座精致的牢笼，美好的生活只是幻觉。

除非选择一生都闭眼做个予取予求的傀儡，否则，就随时可能会被构陷、被揭发、被迫消失。对于那时的人来说，“自由”当然是最珍贵的奢侈品，值得拿命去追寻。

《气球》截图

《浪潮》截图

而另一方面，“逃向西德”又意味着什么？

不仅仅代表着自由，也意味着丢掉过去的一切。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要变得孑然一身、孤注一掷，甚至是变得铁石心肠。

这部分恰好是影片的一条暗线，虽然只用几个细节草草勾勒而过，但足够引人关注。

因为逃，就意味着要舍弃亲情：抛下自己的老父母，甚至他们还可能遭到连坐的惩罚。

也要舍弃爱情：抛下自己的初恋情人，从此再不相见。

“逃”这件事背后有多残酷，与德国一样遭遇了分裂之苦的朝鲜半岛或许更有发言权：

在《我们最幸福》里，一对少年恋人每天夜里偷偷跑出来幽会，在黑暗中手牵手，却不敢告诉彼此，各自的家庭都在密谋脱北。几十年后，他们才终于在韩国相见。物是人非，各自受到生活的蹉跎，年少的恋人之间，也只余沉默与尴尬。

在《平壤水族馆》里，男主角在集中营经历十年苦难，求生的本能让他变得冷酷无情，学会了耍诈、偷窃和阳奉阴违。但正是这份冷酷让他一次次抓住了水中的浮木，最终逃向韩国。他成功逃出后，亲妹妹也因此被扔进了集中营。

但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来换取这份难能可贵的自由，我们这些生在太平盛世的人，都注定无权再苛责这些受害者。

因为，在那样严酷的年代，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不幸。无论是凭借怎样的文字或者影像，我们永远也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们的痛苦。

今时今日，还有人愿意听这样的故事，挖掘这样一段苦难的历史吗？

这段历史的名字，叫做“自由”。

守墙士兵连自己为什么开枪都不知道就杀了平民，而他本来就是靠平民们交税养活的，扣上大帽子，人就可以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

某些人擅自写了几句话，只因为他们有枪和狗，这些话就成了法律，有人违法就放狗开枪，这才是终极的邪恶

愚蠢的主角向美国求救，还以为美国会来酒店里接他走。因为美国人交税养活了美国官府，官员需要百姓的选票，所以官府才对本国人负责，也只对本国人负责，你一声通知就等着天降神兵救你走，做尼玛的梦呢？自油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自己从终极邪恶手里抢来的。外部力量永远只是辅助，你自己爱吃屎没人能救得了你，打倒了东德你也会认南德西德北德做新主子

小儿子那么小就会说打死你这个叛徒，如果不离开东德，小儿子也会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只要扣上叛徒的帽子，他可以杀任何人

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故事就发生在东德边境小镇，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满，可为何却依然一心逃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如此以身试险的选择？

这就要从东德和西德的分化开始。

在世界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韦伯、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因而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如此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德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联邦德国）：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同样超过战前的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初，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开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上而言，东、西德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东、西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应付严重的困难，东、西德国在战后都实行配给制。但极短时间里就出现了巨大悬殊：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1950年开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而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东德政府在这年打肿脸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于掩盖现实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带有浓厚军事命令色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企业和国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一直畸形发展。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甚至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都差不多），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因此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在国民中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于是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

与东德的“只有产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 亿马克(约合1，250 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而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 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只及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绝不是现在210亿美元！）。

诚然，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脑和其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东、西德当时的现实有感而发——上世纪50年代始，就在东、西德的经济在世人啧啧称奇声中快速腾飞之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了：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左右的民众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东西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而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时奋力奔跑却被击毙，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飞行未曾越过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的知识素养，工业水平，动手能力在电影中充分体现，谁家能自己造出一个热气球，甚至滑翔机…（注意，电影中男配说过，造飞机不是问题，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话说回来，东德的失败是必然。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甚至是致命错误），却不敢正视。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理由予之掩饰和遮丑。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所谓“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地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最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东德提出赎金的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之后，每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古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

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而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东德秘密警察达9.1万人。

而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在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临界点。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政府此时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最终，在周边国家不断的资本主义浪潮，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中，东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工业4.0的民主德国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整体比较紧张紧凑，热气球这个点子在当时条件下估计是真的可行。可惜的是，这一家人在电影中真的对逃亡有些儿戏，要不是人人都要作死一发，估计早就安全逃到了。缝补漏了，割不断绳索，两次感觉没有足量瓦斯，这种儿戏的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部片子的逻辑里面么。。。。。儿子的女朋友两次写信，居然还要带女朋友走，这么大人了，他是小学生脑子么？？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剧情，本片节奏可能反而更加紧凑，深度其实在描写东德的社会状态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不需要画蛇添足。否则会因为小家子气的给自己加戏造成有点愚蠢尴尬的感觉。2小时，缩短到1个半小时，估计会刚刚好。

出发之前，妈妈抱着小儿子在看相册。大儿子一边玩小人，一边喊着：“去死吧，叛国贼！”

想起小学时候，班上一个男生总被大家欺负，给他取绰号卖国贼。就因为他姓蒋。

叛国？国是什么？你连自由都不给我，还叫我爱你？

影片开头孩子们合唱的歌词，成人典礼上效忠国家的宣誓，不论妇孺逃跑者格杀勿论的军队，领事馆前白色恐怖的戒严，享受权力又想看西德片的官员，巴不得别人逃不出去的看客……

唯一温暖的是幼儿园老师的谎言。

所谓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颗国家机器螺丝钉的洗脑。若有漏网之鱼，非把你推进手术室摘掉你的前额叶不可。

柏林墙倒了，这头的观众却泪流满面。

有人不理解为何冷战时期东德一些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要不顾一切的逃到西德，很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批判性的谈到“那些人，都有车有房了还要背叛祖国，真没有良心。”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他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去追求文学艺术的人。因为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车有房，难道下一步不就应该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了吗？

东德政治、经济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必然要通过限定价值取向来限定民众的人生追求，从而确保所有人按照既定轨道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无法对既得利益者构成挑战。这种模式也许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人好使。但对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物质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群体，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追求。

他们逃出东德，不是因为西德有多好，而是因为东德已经提供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东德哪里都好，但西德允许说不好。

最后，即使东德是苏联东欧阵营里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但比西德还是差不少了。80年代后期，东德中产与西德中产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