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

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万湖会议》，曾先后经历过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84年的德版因为年代久远一直默默无闻，真正让其为公众熟知的版本来自01年的英美翻拍。

时隔20年后，德国人再次将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搬上电视荧幕（新版为电视电影），凭借对事件事无巨细的还原，影片再次于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向世人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

故事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一处郊区别墅，这栋别墅原本隶属一家制药厂，后几经易手，于二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的休养所。

前来参加万湖会议的德国官员，除了有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党卫队上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外，还包括在东线执行犹太人清除计划的纳粹高级将领若干，以及在国内司法部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

了解这场会议核心议题的人心知肚明，它的召开牵扯到1100万犹太人的性命，此后，纳粹德国将对他们进行批量化集体大屠杀。

不过出于行政和国际影响层面的考虑，当权者并不打算对计划做过分露骨的表述，而采用所谓的“官方用语”加以漂白。

于是，当这场涉及种族清洗的邪恶计划经文书一番修饰过后，就成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要讨论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完成如此浩大的灭绝计划，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万户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42年1月，此时美军已经就珍珠港事件对轴心国宣战，德国东线也面临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苏方由守转攻），战略物资调配牵扯的运时运力问题，让德军再无更多精力顾及对犹太人的清算。

更不消说，这批等待“处理”的犹太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内部。

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详细审视纳粹德国在种族清洗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关乎人道及伦理层面，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血缘及历史问题。

因为移民的关系，定居德国的犹太人已经与日耳曼民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联姻。

混血的出现，让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涌现不少拥有1/2或1/4血统犹太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批人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中。

一来是因为他们和纯种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沾亲带故，二来则因为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纳粹军队服役。另外别忘了曾在一战为国出征的老兵，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有犹太血统。

如何处理这部分人，成为清洗计划里异常棘手的一部分，一旦管理不当，搞不好会造成内部局势紊乱，形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反抗。

所以在高层的提议下，德裔犹太人并未被批量送往环境恶劣的东方集中营，而采用新办法，要求对本国犹太老兵进行国内集中隔离的同时，对正在服役的犹太裔军人，采取强制绝育的办法，形成有效的种族净化。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战时的运力问题，又能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池污染。

讽刺的是，贡献这条提案的官员不是身处灭绝前线的一线军官，反倒来自看似文弱的文职人员，而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执法者的尊严（反对者认为对犹太血统的彻底根除，将影响否定这项提议的法典合法性）……

在这套尊严面前，犹太人的性命是可以被交换，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的。不光执法人员拿犹太人的性命维护自己那可笑的职业尊严，一线军官也在为到底该先处理积压在东线的犹太人，还是从西线运输过去的犹太人下手争得面红耳赤。

这类争执的重点永远不在于犹太人的性命，而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提高灭绝后者的效率。虽然大家在对待灭绝程序存在分歧，但争论的方式，总是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展开，看得旁观者不寒而栗。

当个体尊严和价值无限让度于独裁统治，迎接个体的，只会是越发得寸进尺的压迫和剥削。让人绝望的是，面对威权的压迫，大部分受害人除了被迫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别无他法。

于是，执掌他人命运之轮的一方得以随心颠倒黑白，将恶行合法化，并罔顾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人伦与道德，成为极恶之道的代言人，肆意玩弄着是非曲直。

有关这种恶的表现形式，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平庸之恶的表述中，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

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在这场针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审判中，握有生杀大权且自诩正义的一方，罔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擅自对另一方发动圣战式的毁灭清洗，整个会议期间，人们谈论起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仿佛那只是某种无关痛痒的任务，而并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算入其中。

当漠视少数人生命的思维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并被认同，迎接被制裁一方的，将是彻底的人道灾难——各大集中营的毒气室，最终成为这场灾难的历史见证。

时至今日，《万湖会议》再度翻拍的意义，不光是为了提醒着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中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如何被策划并被顺利执行的。它同时让我们目睹了人性可以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下糜烂到何种地步，并警示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电影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的抬头，历史似乎正在以某种讽刺的方式“重演”。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潘多拉之盒重新被打开，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而那些未知，将交由时间给出答案。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万湖会议

会前几个细节，供大家琢磨

1。盖世太保Heinrich Karl 处长和他的同僚盖世太保Karl Schongarth 副处长，一起坐车来到湖边别墅。下车后，处长走前面，副处长走后面，进了别墅，处长让副处先去和政府官员国务秘书们聊会天，并注意分寸感。处长自己去找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的Adolf Eichmann（讲解地图者，和女速记员坐一起的）了解座位安排。。。

盖世太保的局长开会，盖世太保的处长找主任看看会场布置情况，很妥帖步骤。

2。Heinrich Karl 处长调整座位，他先对Otto Hofmann中将的位置安排表示同意，因为禿老头是在场第二高的军衔，他自己则坐在局长的右手。

3。然后Heinrich Karl处长调整了Alfred Meyer的位置，让东方大区的长官，离远一点。可是临到开会的时候，大区长官Alfred mayer，又把波兰总督的代表Schongowth，踢回了中间位置。他Mayer，才是帝国东部的头马，盖世太保懂个屁。

4。而盖世太保副处长Karl Schongarth那里，政府大佬们根本不想和盖世太保进行对话，他们在讨论空战英雄莫名其妙坐飞机死亡和帝国元帅冬天跑步引发心脏病而死，最后外交部那位，还让副处长确认一下战况，复活节前应该拿下莫斯科。三位政府大佬分别是：Neumann（戈林手下、四年计划专项办公室。）Freisler（司法部。）Georg Leibbrandt （外交部行政秘书长 ，开会前单独向海因里希局长汇报工作的那位）。。。之后剧情中，讨论执法队道德问题的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办公室的副秘书长）还没到。。。而引发半血犹太争论，剧情小高潮的内政次长Stuckart，也还没来，住的越近，来得越晚，他家就在隔壁，后被处长嘲笑是不是想骑自行车过来。。（湖边的都是老钱💰，副部长本人是魏玛政府高升的官）

5。盖世太保副处长和这群国务秘书聊不到一块儿，就到花园里和拉脱维亚回来的Rudolf Lange 少校一起抽烟打屁。片尾副处长介绍少校，柏林还有些好玩且安全的地方，拉脱维亚的少校笑着接受了邀请。

6。内政部次长stuckart生了孩子，盖世太保Heinrich处长先上去恭喜，但被stuckart反手一句，你们（盖世太保）的消息，总是最快的。

整个影片细节拉满，合适看第二遍。比英国人那个版本要更加德国

英国版本，怎么说呢，是的部长里那种阁僚味道，还有点丘吉尔首相的世家公子味。

Heinrich Karl SS少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盖世太保

Karl Schongarth SS准将 中央保安局四处副处长，盖世太保

Adolf Eichmann SS中校 犹太人事务办公室，盖世太保

Otto Hofmann SS中将 中央种族和移民局局长

Alfred Meyer 文职 政府国会秘书长

Rudolf Lange SS少校 驻拉托维亚特遣队，盖世太保

让对二战史略知皮毛的观众，一开始就面对15个容易脸盲名字盲的外国面孔，在几乎没有配乐的一个多小时的会议里，分清每个人所代表的立场，顺着他们的思路去理解他们所要决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剧本和表演有极高的要求——但它成功做到了。 三个议题：首先要说服各怀鬼胎的各方势力将权力交出，由中央党卫军执行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当然会有反抗和质疑，但在种族清洁的共识，和尽快甩掉犹太人这个包袱的诱惑下，这个议题还是艰难达成了目标。 第二个议题：如何区分需要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犹太人。这里不得不说律师真是slay全场，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对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发起了强势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替代方案——差点就动摇了全体人的意志，让副总指挥不得不中断会议解决这个“小麻烦”。其实也没有多难解决，精英阶层只是基于维护他们的优越性，表面地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抗议和干扰罢了。 最后一个议题，其实副总指挥开始是不想明说的——大部分人只需要知道部分就可以。他只跟所有人讨论分工和配合，而几乎所有人也默契地对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只有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通过仔细的计算，提出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可行性的疑问，并关注到这个执行方案可能影响到自己人的心理健康，副总指挥这才把“最终解决方案”和盘托出。所有人沉默了，最后一点质疑被消除，会议全体通过。 所有决定都基于精确的数字统计，详尽而周全的计划，伦理、法律和利益的多方衡量，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德国人冷静、严谨、高效、有秩序的精神。越是事无巨细，这些决定就越是残酷。 结尾非常的平静，风轻轻吹动会议楼旁边的树叶，一如每一个日常会议的落幕。谈笑风生间，几百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看一个关于犹太人故事的电影，可能只会引起短暂的，遥远的同情，但当你想到你也有可能作为群体中的一个数字，被一个简单的会议决定命运，你才会感同身受地背脊发凉，毛骨悚然。《万湖会议》，是一部没有一个恐怖镜头的恐怖片。

现存于世或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组织形态，都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状况：极少数人举行会议并决策，绝大多数人的境遇乃至命运因此被决定。

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纳粹，有些人关注自己的权力、有些人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展、有些人关注自己所谓的理想……在这样那样的目的之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在乎数百万人将因为他们的决议而丧命，即便其中的人道主义者也仅仅只是关注刽子手的精神状况。

海德里希离开前对艾希曼说：（会议记录）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用语表述，我们可不想吓到别人。所谓官方用语，指的是将杀戮描述成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在会议前，已经安排好，有些东西要记录，有些东西不要记录。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邪恶的。但是他们用所谓的理想主义将罪恶扭曲成事业，又用特殊的语言将这些行为矫饰成无所谓正确与否的行政行为。

会议这件事情，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当下的语境。

百度实施竞价排名前当然是经过会议讨论的，然后有人因此被出价更高的所谓医院诱骗，丢掉了性命；滴滴在针对被投诉已经有犯罪经历司机的聘用方式决定前，当然是开会决议过的，然后有人因此被侵犯杀害。更不要说事关各类政策的、那些会对更多人产生更深刻影响的会议。或许有不计其数的人或许会因此失业、或挨饿、或失去家园、或不得不犯罪来谋求生路。

现如今我们这样平民的命运终究要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会议定夺。我们唯一能够祈祷的是那些参会者在进行决议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权力、或自己接下来工作是否辛苦、更不要放任自己狭隘的认知或傲慢的自以为是去胡言乱语，因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被定义。

电影结尾处的字幕给了我十足的震撼——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谋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描述了数百万生命的消逝，就像那场万湖会议的形式和最终导致的结局一样。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一个典型的会议过程，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工作；筹备，酝酿，谈心谈话，开会，小组讨论，行程决议，整理资料，太细了，细的连桌签、纸笔都准备的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效率真高，各个部门代表各方利益，而会议的目的又是通过处理犹太人提案，不管是妥协还是威逼利诱，主办方还是下了大力气的。

电影很简单，就是开会，也没啥演技，没特效，没好配乐，布景也是简单，不值得这么高的评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