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院

从《兰心大剧院》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到现在，真是漫长的三个月。在拿到澳门国际影展电影票那一刻，这部影片于我才算真正“定档”了。位于半岛南湾大马路上的旧法院大楼是一幢折衷主义风格的历史建筑，其二楼的黑匣子剧场被临时布置成放映厅。剧场与影厅的角色转换，竟在无意间与《兰心大剧院》形成呼应。

影片故事发生在1941年的冬天。日本吞占了大半个中国，正与美国进行着谈判桌上的周旋。上海租界成为沦陷区孤岛，表面上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却是暗杀频发、危机四伏。虹影在小说《上海之死》的后记中写道：有人称之为东方的卡萨布兰卡，东方的里斯本，其实上海可能是当年全世界谍战最激烈的地方。

《上海之死》原本是一部“旅馆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是紧邻大光明影院的国际饭店。影片中，国际饭店被替换成了位于外滩的华懋饭店（即和平饭店），而故事的另一个主要发生地——兰心大剧院（即兰心大戏院）被用作了片名。娄烨在采访中提到过他父母曾在兰心工作，剧院是他幼时记忆的一个触及点。但他对剧院的强调绝非如此简单。

影片一开场就是舞台场景——酒吧、爵士乐、狐步舞、带有舞台感的灯光设计——是在剧院没错了。跟随镜头舞蹈式的晃动和旋转，恍惚间觉得这个酒吧远大于舞台，更接近现实空间。男主角抬头，女主角登场，突然一句“灯光不对，重来”——哦，原来真的是在舞台上！音乐重起，舞蹈重来，男女主角碰面了，“你是秋兰小姐吗？”“不是，你认错人了。”——不对不对，音乐这么响，舞台上这么轻声讲话台下是听不见的！一个非资深戏剧迷已经开始着急。演着演着，男女主角从酒吧跑到了后巷——咦，舞台呢？舞台上又没有镜头跟着，这么演观众怎么看得见？导演也太不了解舞台表演了吧！哪个话剧导演会把舞台设计得如此像一个片场？脑子里接连冒出的不满还没有得到平复，男女主角又重新坐在了酒吧的窗边，聊起了排练的事，窗外是隐约的车马声和绰绰人影——伪戏剧迷的小骄傲突然就被打败：导演哪里是不懂舞台，他根本就是要模糊舞台与现实的界限！在接下来的两小时中，正是这种有意的模糊和奇妙的转换让我深深沉迷。

虚实原本就没有界限，故事如此，人物亦是如此。影片中大部分角色都具有多重身份——男主角谭呐既是话剧导演、演员，又是于堇的恋人。女配白玫是于堇的头号戏迷，也是国民政府情报员。华懋饭店经理索尔·夏皮罗是逃亡的犹太人，也是盟军间谍。戏剧制片人莫之因是文化圈名人，也是汪伪政府情报员。至于女主角于堇，是全上海最有名的演员、明星，是入狱国民党人士倪则仁的前妻，是导演谭呐的恋人、最重要的女主角，还是同盟国间谍头目休伯特的养女。

在原小说中，虹影把这出掀起上海文化界大风波的话剧设定为一出“礼拜六派”戏剧《狐步上海》，讲述的是百乐门舞女与一个诗人的爱情悲剧——即便在战乱之中，上海人依然“贪恋唯美浪漫的风流情怀”。在影片中，这出戏叫作《礼拜六小说》（Saturday Fiction，同时也是《兰心大剧院》的英文片名），内容却改编自横光利一所写的关于“五卅反帝运动”的小说《上海》—— 以“礼拜六派”戏剧之名演“反帝国主义”故事，这一处改编信息量可不小。

影片大体上是顺叙，从1941年12月1日讲到12月6日，时间线非常清晰。娄烨在看似简单的叙事结构中，通过大量的平行剪辑构建出时间的宽度，并创造了故事的多义性。虚实关系不仅存在于舞台和现实，还存在于舞台内部和现实内部。《礼拜六小说》是从《上海》中抽取出来的一条故事支线，于堇饰演的芳秋兰同样是一名间谍，她潜伏在日本人的工厂，暗中组织工人罢工。小说中没有明确给出芳秋兰的结局，而影片同样模糊掉《礼拜六小说》的故事情节，只抽取重要片段与现实反复对照。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另一个舞台——谍战战场——才是于堇最重要的表演阵地。戏中有戏，现实中并无现实。娄烨利用多重界限的模糊和难以剥离的虚实处理，带领观众抵达角色内心深处。

这种虚虚实实的表演对演员来说并不容易。赵又廷在采访中说有时候会感到非常混乱，自己也不清楚是在演谁（是谭呐还是戏中角色）。在这次的选角中最让我惊喜的是女配白玫找了戏剧圈“独角戏女王”黄湘丽来扮演，她除了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你好，忧愁》两出话剧中独挑大梁以外，也是众多个明明（《恋爱的犀牛》女主角，郝蕾、齐溪都曾扮演过这个角色）之一。白玫在影片中的身份十分复杂，她依靠美色周旋于各方间谍之中，与王传君饰演的莫之因有非常重要的对手戏，她对于堇的情感也绝非简单的崇拜和爱慕，她更像是于堇的一个镜像、一种分身。

但在表演层面，《兰心大剧院》几乎可以看成巩俐的独角戏。她在影片中需要扮演于堇的三种身份：演员、间谍、真实自我。作为演员，既需要表演出戏里戏外的细微差别又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混淆戏剧与现实的界限；作为间谍，演员是用于掩饰的身份，表演是获取情报的手段；作为真实自我，附着于演员和间谍身份之下，于堇压抑的情感和强烈的欲望在无时无刻地表达着，她把自己融入到戏里、任务里，在应该和不应该动用真情的地方都用上了自己的全部情感，这个自我破碎而强大。巩俐在表演中拿捏之精准、表现层次之丰富，实在令人叹服。于堇作为所有戏剧冲突的核心，爱慕、保护、敬仰、索求、威胁、欲望全都围绕着她，她身处漩涡的中心，就像站在绝对的孤独之地。她代表的正是上海这座孤岛——一个战争中的孤儿，一个必须自救的民族。巩俐之于《兰心大剧院》，就像演员于堇之于《礼拜六小说》、间谍于堇之于战争局势之扭转，非她不可。

作为娄烨又一次大胆的类型化尝试，相比同为民国戏的《紫蝴蝶》，《兰心大剧院》要成熟太多。黑白影像的运用让影片更聚焦、更凝练，越来越风格化的手持摄影在晃动之中有意无意地勾勒出时局和人心的不安。弃用配乐，用丰富细腻的声效设计搭配快节奏的剪辑形成极简却充满张力和刺激性的视听效果。在情欲的表达上，《兰心大剧院》可能也比娄烨以往任何一部影片都高明。他将性化作一个眼神、一阵呼吸、一串密码。眼前这两个人分明只是在说话、拥吻或轻轻触碰对方，却好似在风中云雨，耗尽心力。他的作品从来都旨在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命运难免被时代裹挟，唯有用尽全力去爱才能抵抗住人生的虚无。

本文于2019年12月首发于公众号「 电影岛赏（j_movie）」。较原文有删改。

作为娄烨“粉丝”。《风雨云》上映以后重看了娄烨好几部电影，观感普遍比高中、本科初看时差（《风雨云》《兰心》的观感也非常一般）。细想了一下，娄烨没变，我变了。我现在对娄烨最大的不满恰恰是我曾经喜欢他的理由：他的角色和影像都太娄烨了。曾经看他的电影，体会到生命经验的多样空间和潜能。现在看他的电影，却感受到一种属于艺术创作者的专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角色，到了他的镜头下好像都成了一类人。作为娄烨粉丝，深感必须以批判娄烨的方式的恢复“真正的娄烨”，即其影像曾经带给人的那种鲜活又充满可能性的体验。

娄烨镜头下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谭大导演和国师的《悬崖之上》对张译角色的设置类似，编导自己觉得重私情才是真实人性，就编出这种角色。问题是，趋利避害、欲望是真实人性，面对危险直面抗争同样是真实人性。这一点梅尔维尔的《影子部队》对法国反抗组织成员的刻画比娄、张不知高到哪里去。

娄烨想表达他表达的东西就要允许别人批评，没有批评自由，所谓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无非就是艺术家的专制和灌输而已。娄烨不是没有好作品，但一旦涉及社会（风雨云）或者历史（兰心）就暴露出他明显的短板，拿他自己对人性的理解窄化角色而不是打开角色的多样可能。

比如赵又廷的角色。表面上看娄烨塑造出人物多面性（他既是左翼，又不谙政治），但其实这种多样性恰恰是一种去历史化的类型化表达。赵又廷角色的失败之处恰恰在于，这是用对当代文艺青年的刻板印象想象出来的、套路化的30-40年代文艺青年形象。娄烨不但没发掘出多样的生命经验，恰恰相反，他以自己对所谓“人性”的狭隘理解限制了这个角色的潜在可能，赵又廷这个角色的真正问题恰恰在于这个角色的行为太符合所谓当代文艺青年的行为逻辑（天真、坚守内心正义又脱离实际）了，导致角色与历史的脱节，导致角色内部不存在矛盾和断裂。为什么我们无法想象既不脱离实际又坚守某种天真和内心正义的文艺青年形象呢（尽管这其实可能是当时不少左翼文艺人事实上探索出的出的生命经验的现实方向）？

娄烨最近两部电影就是上面问题的答案。娄烨这样的第六代导演曾经是以对个体生命经验的多样性、可能性的影像呈现、关注、探索著称的，但他现在恰恰做不到这一点。换言之，他现在恰恰是以一种关注个体情感、欲望的形式忽视了个体生命经验的多样可能性。

1.

年过五旬的导演，追忆孩时于兰心的剧场内外、台前幕后，将之置入宏大的历史背景，却非讲述存在一个「我」的往事，而是以并行的同为虚构故事的一场谨慎追求影像真实的谍战戏和一场明确为戏中戏的戏剧展开。

尽管二者都是被确认的，但似有若无的交叉重叠又在告诉观众，「这都是上海」——也是一句《在上海》中的旁白。就像《在上海》中捕捉的被古老与现代符号装点的浮华掠影，同街巷路人、棚户居民与摄影机的猫鼠游戏重叠着一样，试图戳破被包装成记忆的历史，重组被历史阻断的记忆。而确认与确认之间那些不确认的，安全与安全之间那些危险的，即组织记忆的关键。

自然不必也必然不能存在一个「我」，在这样的影像内一旦暴露叙事者，则不可避免的引向虚无了。怎样的虚无？是饭桌中年人在感怀过往伤痛却吹嘘自己，与此同时还要迎合父权维持秩序的虚无。我们已经在《地久天长》《江湖儿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等等影片中目睹这种滑稽的背叛，与此同时这些伪布尔乔亚们早早地将基于生活的矛盾和挣扎的人抛诸脑后，对文艺的追求不过是抽象迷恋的一部分，或者某种用于装点「世界」的胶水，他们的摄影机可以记录《少年维特的烦恼》，却不会为躺在垃圾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停留。

但在《兰心大剧院》里，追忆的终点断不会是堕入虚无以保留自我主体，而是呈现虚无以探求缝隙之间真正的记忆，辨识并承认那个仍然模糊的自我之存在。

2.

刚看完时，我倾向认为于堇爱的不是谭呐，另一张车票是为白玫准备的，当她在华懋饭店的房间里感受到白玫的真心而后凝望窗外时就已做出了决定，因此回兰心也是为她。但二刷过后这个答案有一大半被否定了，关键并不在于堇爱片中的谁。

娄烨让这个角色有些游离地和众人产生情感纠葛，关于她爱哪一个都缺乏说服力，但当我们把这部影片置入作者的作品序列里想象，她作为一个作者世界里的平常角色，应该是在观众面前凝聚着外放情欲及敏感痛楚的，归根到底是孤独的。那么她对那些可能的角色是都饱含爱欲的，古谷、谭呐、休伯特、白玫，哦不对倪则仁，又终究是对受制于不能成为自己的各种投射罢了。

在情欲不能能像娄烨过往的影片那样开放而坚决地展现时，它转化成了枪战和表演。或许是被动的外部控制，或许是自主的认为不必要，这些我们无从确定的按下不表，重要的是作者/角色们仍然需要一个出口。因此这是他回归到孩时熟悉的故地的动力之一，台上表演罢工领袖，直奔出口下楼投身枪战。在让人无处遁逃的限制中，她/他可以选择怎么观看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有如西西弗斯，观看的选择成为一种反抗方式，那么终局的「背叛」可以是一种释放，与持恒之限制、压抑拮抗的释放。

或者，只是因为在夏威夷、山樱下、镰仓的泉水旁，遗存着古谷与亡妻美好的隐秘经验……如《撞死了一只羊》中那句藏族谚语——「如果我告诉妳我的梦，妳也许会遗忘它；如果我让妳进入我的梦，它也会成为妳的梦」。私密体验是与恻隐、洗脑、背叛、效忠等等事件推论型词语不可通约的（但私密体验之间可以），仅仅因那一刻古谷同于堇的共通梦境，她不想再与人说。

之于白玫，则是一个可以无条件接纳于堇爱欲的角色。她从第一秒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与掌握的信息，但她承担的复杂身份让于堇也拒绝靠近，在两人身上都形成了一种拉扯，只不过白玫要更多些，投入催眠的怀抱是一种渴望，渴望对方的信任。在影片中角色们非常克制眼泪，仅有两次一滴细小泪珠斜着滑落一颊的画面，一次是于堇在被日军军官强拉合影后，一次是白玫和于堇袒露自己的身世过往。前者是对胁迫下的人生和已知永远不会有的庇护的孤独感，它与家国恩仇无关，只关于风雨飘摇中一个人的情绪；后者则在催眠状态下发生，种种不能确定包围下的确定是「爱的人在面前，我也知晓她的悲伤孤独，但她的心却对我关闭」的束手无策，以致彻底的裸露脆弱。

我们很难在观影时共情于此，无关观众是否敏感。而是因为常理上叙事者会从某个历史事件出发，在对应的时段里叙述个体受到的冲击和压迫，以及她怎么反应。这部影片却反其道而行之，此时它的重点是事件？像类型片当然可以这么顺拐，落脚于事件终局才能让所有影像具有「意义」。

但在这里不是，否则它不必呈现这么多无助于叙事的情节，但它们可以在结束后被想起和组织，在于历史事件——偷袭珍珠港已然发生，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种种内心抉择后仍然让历史如常发生了，爱欲发生来自内心意识作用，背后藏着不想摆脱的既定的宿命。众人议论的娄式「狗血」或许在这里可以得到解答，《夏末派勒斯》引用《里斯本夜车》的一句话——「欲望受到侵蚀，行动定要受阻」。当他如此理解（行为构成的）世界，也或许将相信一种属于所有人的宿命，而这构成了《兰心大剧院》的编写方式。当然，宿命不会等同于必然发生的历史，下面会再说起。

3.

虚实切换中有很多处巧妙的转场值得留意，可以试着还原一次景别切换式转场，以及一次镜像构图式转场。

①第一次排演中，谭呐走入置景酒吧前的景别是（角色）半身入画的中近景，走进酒吧后镜头切到同轴的正侧面角度，悄悄变成了胸上入画的近景；既是剧场→置景的进入，也是为后面的进一步切换作过渡。其后，谭呐坐下和秋红聊天，镜头突然切到一个巨大的细节特写，上下顶格的脸部部位和点烟、牵手的动势中，又是置景→人和人的进入。伴随着遥远的街道车铃声代替音乐声的环境音处理，我们得以确认空间发生了变化，但在此之前，摄影机所关注包含角色在内的一切，也可以成为情境，已随着景别发生两次转变了。

②于堇向古谷开枪后离开，最后一个镜头于堇在画面偏左的位置，反打一个镜头，是谭呐往船坞酒吧疾走的画面，此时谭呐在画面偏右，几乎与上一镜形成镜像构图，而因为他也是从黑色的背景中走出，视觉感受上并不突兀，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完成了由黑夜到白天的转场。古谷中枪后反打向于堇的画面是于堇站在雨中，兰心后门处，后面是她饰演的秋红的《礼拜六小说》单人海报。在此，这个场景因为剧院后门和戏剧海报下同样单人的构图有了双重意涵——戏中戏的交叠处。下一画，将是一场为了回到戏剧而进行的现实戏。

在这种交叠中，不可忽视的还有它们各自的发生背景、所写的人物。戏剧《礼拜六小说》书写罢工领袖，发生在工厂；所谓现实部分则书写特工、各路精英，发生在华懋饭店。礼拜六派作为一种主流化的类型文学，书写奇情、武侠、侦探，装点市民的茶余饭后，特工谍战元素在此也毫不突兀，然而一厢是最终任务的失败，在礼拜六派层面的反类型化；另一边厢是片中的《礼拜六小说》——一部左翼戏剧，与戏外真正拍摄的「礼拜六小说」形成反讽。不止于此，《兰心大剧院》（Saturday Fiction）的最后回到了戏剧中，暗示着戏剧中发生的断裂的故事是现实，也是上海。为什么不呢？罢工的高潮→人们的相遇→死亡的终结。这一留下了想象空间，又时常侵入影片中的「现实」的暗线逻辑通达了历史事实，也让过去通达今天，而这个工作交由工人、左翼、镜头浮掠而过的烤火的妓女和酒店后厨的洗碗工们完成。

而宿命就是掩藏在个体记忆与任何一种集体建立的历史剧场之间，或是高墙上，或是鸿沟里的，由欲望和行动构成的可知之信仰。

作者：伊姐、杉姐，本文首发《伊 姐看电影》

这几天，杉姐去参与录制了腾讯的综艺节目《导演请指教》（未播出），录制期间刚好赶上《兰心大剧院》上映，以为要错过它了，很遗憾。

没想到被节目组放出来之后，伊姐还找我约了这篇稿。于是，在火车中转的途中去看了电影，在影院写下这篇文章，有些仓促，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1

娄烨的影迷曾把2019年称为“过年”，因为那一年娄烨预计要上映两部电影。

一部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部是《兰心大剧院》。

被视为审查困难户的娄烨一年要上映两部作品，实在惊人。

更要命的是他抛却了以往的小众文艺片路线，开始向商业靠拢。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秦昊、宋佳、井柏然、马思纯、陈妍希，《兰心大剧院》中巩俐、赵又廷、小田切让、张颂文、帕斯卡尔·格雷戈里......全部都是有强商业价值的大明星。

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兰心大剧院》首映当天，宣布撤档。

之后再次宣布定档、撤档，无限期延迟上映。

当影迷已经认定这部电影的上映遥遥无期之时，却又忽然宣布定档今年北影节闭幕式。

我的内心也跟着这部电影的撤档、改期起起伏伏，不能平静。

娄烨是第六代导演中风格突出的一位，他很细腻，希望用近乎延时的画面来展现人性纤弱细微的一面，娄烨的镜头，本身就是有痛感的。

所以，虽然他一直在爱情、犯罪、悬疑、惊悚等等一系列看似商业的元素里打转，但本质，他还是在讲述细腻的自我。

（《苏州河》《紫蝴蝶》《推拿》《浮城谜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一部都至少有一个，很美丽又脆弱的女性，我觉得娄烨是很尊重女性的。）

《兰心大剧院》是非常突破娄烨以往风格的，他向商业化迈进了狠狠的一步。

电影最后二十分钟，人物在剧院狭窄、逼仄的通道中，在忽明忽暗的灯光效果中的枪战戏，足以证明娄烨对于枪战戏这样一个高强度商业元素的把控能力。

正如FIRST青年影展为娄烨颁奖时的评语写的那样：“引领，带动，积极改变，是中国电影共同的期待。”

《兰心大剧院》，如此娄烨，如此生猛。

但我所迷恋的，依然是娄烨的传承。

那些传承，不仅仅是手持拍摄，不仅仅是黑白画质，不仅仅是那种压抑、惊悚、恐怖又摇曳的氛围感，最重要的是，即便在涉及珍珠港、二战、间谍这些词汇的时候，娄烨要讲的本质问题依然是——

乱世里面，人们依然有无法克制的情感诉求，哪怕由于多付出了一点点真情，就万劫不复，这种近乎自毁的哀伤和动人。

《兰心大剧院》，如此娄烨，依然温柔。

02

注意：

以下涉及大量情节剧透，

介意者可先收藏，

观片结束再阅读，感谢！

影片改编自虹影所著的小说《上海之死》，故事发生在珍珠港偷袭事件的前一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上海。

提起上世纪的上海，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是：旗袍、洋酒、夜上海、身姿曼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

但《兰心大剧院》中的上海没有舞厅，没有歌声，有的只是无尽的雨、随时会爆发的枪战以及不知何时会失去生命的恐慌。

1941年12月1日，著名影星于堇（巩俐饰）在阔别上海四年之后，忽然从香港返回上海。

巩俐饰演的女明星一身飒爽的白衬衫、背带裤、质感厚重的毛呢大衣，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再配上丝巾和墨镜。

真的印证了编剧马英力的那句话：巩俐可能是中国女演员里唯一一个不需要表演，你就相信她是女明星的人。

上海有于堇的旧情人，还有于堇的前夫。

但更有，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重庆与南京方面的各方势力。

于堇的特殊身份以及当时上海的形势，为她蒙上了层层面纱。

于堇宣布自己此次来上海的目的，是参演旧情人谭呐（赵又廷 饰）自导自演的舞台剧《礼拜六小说》。

舞台剧的排演地点是兰心大剧院，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片名。

（兰心大剧院是当时英籍华侨在上海搭建的第一所话剧院，是中国现代戏的起点。它是中国戏剧的里程碑式建筑，也是西方文明扎根中国土壤的载体。）

于堇和谭呐第一次排练时，两个人在舞台上交谈、追逐，忘我地入戏，但一句“你进来早了”马上就把观众从这场排练戏中拉出来。

这仅仅是一场排练。

真实故事的起点是，当于堇救出前夫回饭店之时，一场早就被设计好的街头枪战忽然上演。

前夫被当街射杀，于堇来不及为他收尸，甚至没时间多看他两眼。

她马上去扮演在这场街头枪战中受伤的日本军官古谷三郎（小田切让 饰）的妻子。

原来，古谷三郎的妻子和于堇的面貌十分相似，而于堇的养父法国人休伯特（同盟国的间谍头目）则利用这一点，让古谷三郎在迷幻之时说出日军的军事秘密。

（于堇给古谷三郎催眠的时候，小田切让的嘴唇大特写，在大银幕上看，可太性感了）

《兰心大剧院》的魅力，就在于舞台《礼拜六小说》与现实戏的高度重合，镜头在期间来回穿梭。

就仿佛对于堇而言，人生的真与假早已经没有界限。

所以她拼命保存那点仅有的“真”，这“真”太脆弱和危险，也因此，更加迷人。

03

娄烨用了大量笔触，来写这个“真”。

前来卧底的女间谍，因为有了于堇女粉丝的特殊身份，对她的每一句台词都如数家珍，才有更好的机会完成任务。

但在自己的心里，她只是一个戏迷，一个为谭呐和于堇的浪漫爱情和才华折服的、永远仰着头的“燕京大学学生”。

她对于堇付出了“真”。

最后，在于堇和任务之间，她选择于堇，也因此永远倒在了心爱的兰心大剧院。

日本军官古谷三郎凶狠、残暴，精于算计，最后却因为于堇和去世的妻子外貌相似，被法国人算计。

对这个人物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古谷三郎和于堇枪战对峙，看着于堇，他不忍开枪。

那一刻，他在残酷现世，经历着真正的如梦似幻——对方是杀死妻子的女间谍，但她看着自己的眼神，太像昨日重现。

被于堇击中之后，他试图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去摸雨水中妻子的相片。

电影还用了一个隐藏细节展示这个“敌军”的深情——所有发动战争的残酷暗号，都是他和妻子去过的旅行地：山樱、泉水、大阪的海。

娄烨最擅长错综复杂的情感，所以，他的电影肯定没有脸谱化的人——

即便是敌军也不是罪大恶极的首领，只是活在昔日幻像中的痛苦内化的温柔男人。

而集明星、情人、前妻、间谍、养女多重身份的于堇，在经历枪林弹雨、生死关头之后，踏着那么多人的尸体逃出来之后，本可以一走了之，却最终做出了最任性的选择。

她背叛了养父，背叛了生命，但她的心，却始终无法背叛，缘起为一段婚外情的，她的小情人谭呐。

为什么说谭呐是“小情人”，一方面很显然剧中年龄设定，于堇比谭呐要大很多，这也是她反复强调“之前是不是我打扰你了”的本质原因。

但谭呐的“小”还不仅关乎于年龄，更多的是心性。

谭呐排演的话剧《礼拜六小说》，其实指代“礼拜六派”这一文学流派，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余波，宣扬游戏、消遣、文艺，跟谭呐满腔艺术热情、对现世残酷视而不见，甚至掩耳盗铃，姿态相似。

但也只有这种在现实里做梦的人，才有近乎孩子的热情、单纯、执念。

朋友和我探讨过，谭呐到底有什么才华，值得于堇最后一刻愿意为他去死？

跟才华无关。

在经历了太多复杂、紧绷、生死后，她只想要回世界上那种最简单、初始的、哪怕有一点苍白的“真”。

因为当她抱着这个人的时候，她知道他有多干净；她可以彻底放心，她很安全；她不是任何角色，她可以流下属于自己的眼泪。

于堇拿的是一把男士手枪，可见她的勇猛，可真正的强大不是这些，是内心的坚硬，而于堇作为一个女人的心，太软了。

对于一个间谍，什么是最有力的保护呢？

这部电影回答了我们，不是武器，不是各种技巧，而是忘情。

情这件事，本质就是把自己的心脏亲手掏出来，放在海边尖锐的岩石上直射太阳，你失去了所有保护，把赤裸的最脆弱的自己，彻底交付对方。

从这个意义来说，爱情的本质就是自毁。

《兰心大剧院》其实算得上是双结局。

现实中的结局是：于堇与谭呐在酒吧会面，一阵枪响之后，她击毙了几个日本人。

但她也明白，马上会有更多的日本人出现。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坐在椅子上等死，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抚摸着对方的脸，尝试接吻，但最后他们放弃了。

在死亡面前，还有什么“欲”的动作，能真的配得上，去表达“灵”呢？

镜头一转回到兰心大剧院的舞台，萨克斯、舞蹈......

我忽然想起《泰坦尼克号》上的死亡之夜——

明明知道要死，但音乐家还是在演奏，老人还是要牵手躺在床上、母亲还是要抱着孩子讲故事......

也许正因为如此，《兰心大剧院》这部电影的真正结尾，结束在《礼拜六小说》的排练舞台，也是全片最温暖的地方。

那一刻，萨克斯还在演奏，人们还在旋转，舞台洋溢着欢乐，世界充斥着温柔。

谭呐抱着他梦之所向，心爱却不了解的女人，那么满足，静静默默悄悄。

而于堇闭着眼，她花掉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

终于，象征着战争、鲜血、兽性的那把枪，“啪”地掉落在舞台上，就算剧院外的世界，早被战争毁得满目疮痍。

大家好，我是杉姐。影评人、编剧、导演、教师小姐姐一枚，公号《杉姐影院》创始人。作品散见《幕味儿》《豆瓣电影》《第十放映室》《电影烂番茄》《武志红》《遇见张小娴》《外滩The bund》《灼见》《大象点映》《独立鱼》《伊姐看电影》《世界华人周刊》等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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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甲10号”）

盟军间谍于堇执行“Two-way mirror”秘密任务，从日军情报官古谷三郎身上获取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但是，她却未将情报传出，隐藏起一个能左右时局的秘密，改变了历史走向。于是，珍珠港遭袭，美国对日宣战。

从专业角度看，《兰心大剧院》讲的这个情报故事能够成立吗？

从三个角度做一分析：

1．于堇的情报源

情报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是搜集情报的首要问题。没有可靠的情报源，情报就是无源之水。

可靠的情报源，必须有接触情报的条件。如果拐弯抹角、八杆子打不着的人，或者貌似沾点儿边、其实根本进不了圈子的人，说自己手里有情报，八成是骗子。

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是一个决定世界历史走向的超级绝密情报。从哪里能得到的这个情报？在《兰心大剧院》里，于堇的情报源是日军情报官古谷三郎。

从情报活动的规律和历史史实看，古谷三郎掌握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成为偷袭珍珠港这个消息的情报源。

偷袭珍珠港是关乎日本生死存亡的超级绝密计划，日本官方对此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1941年10月之前，在日本整个军界政界，知道这个绝密消息的，只有少数几个参与计划制订的高层将领与高级参谋，以及参加御前会议的核心决策人物。

随着偷袭日期临近，日军军令部开始向联合舰队下达与偷袭行动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全部由专人递送，禁止使用电报，防止被截获破译。直至攻击开始，日军从未使用电报传送过偷袭计划。

参加偷袭行动的官兵对偷袭计划也是毫无所知。行动演习期间，每个官兵只了解战术层面的有限信息，对行动的真实目标、时间、地点，全部一无所知。

史料记载，日军在整个偷袭行动中只发过一份电报，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于12月2日发给突击舰队，内容是：“攀登新高峰1208”。即使这份电报被截获破译，想仅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几个字，就得出偷袭珍珠港的结论，只能是天方夜谭。

日本官方的严格保密措施，使情报外泄几无可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日本对偷袭珍珠港计划保密措施的成功。

《兰心大剧院》里的古谷三郎，作为一名远离日本本土，远离日军大本营，远在决策层之外的低层级情报官，既没有资格参与计划的制订，也不是突击舰队的成员，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知晓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哪怕是只言片语。

不对呀！古谷三郎不是普通军官，他是个情报官，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重要情报呢？

“情报官”？好多人误解了。

情报官不是什么情报都知道，什么情报都能搜集的。从大原则说，一名情报官的职责，只能是搜集对手的情报，而绝不是搜集自家的情报。

古谷三郎身为日军情报官，他的职责只能搜集对手盟军方面的军政情报，而不是搜集日本自身的情报。他的情报网，他的情报关系，他的情报触角所向，都只能针对敌方目标，而绝不允许也绝无可能去刺探日本自身的机密情报。

古谷三郎作为情报官，他对日本自身机密的了解，只能根据他的职级，根据他的知密权限，了解有限的那点儿东西。他在了解日本自身的军政机密方面，并没有超出自身职级的任何特权。像偷袭珍珠港这种知密范围严格控制的高度机密计划，他是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的。

史料记载，当年中国方面有两个渠道获得了有关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一个是军统密码破译员池步洲；一个是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

据说池步洲根据破译的日本外务省电报密码，掌握了日本外务省与驻夏威夷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一些密电内容，由此分析得出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结论。

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中西功，于1941年11月初从上海到东京，从日军报道部得到消息：驻扎在华南的日军正在向台湾集结，在中国东北参加“关特演”的部队也海运南下，开往小笠原群岛和南印度。

回到上海后，中西功于12月4日在满铁调查部资料室看到《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从中抄录了如下内容：坂国中将，三个师团，泰国；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寺内大将，两个师团，香港。

中西功还收到在南京的情报组成员西里龙夫发来的密件：“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甲、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乙，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单冠湾’；丙，11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潘汉年情报系统据此研判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

这两个渠道获取的情报，相对来说更贴近现实的情报源，可信度更高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们得到的，也远远不是包含偷袭要素的清晰完整情报。

2．于堇情报的基本要素

影视剧里获取情报的场面，往往是这样的：

一双手悄悄打开密码锁，机密文件静静躺在保险柜里，拿到手就是一份内容完整无缺的情报。

或者一个魅力四射的角色，用酒色翘开对方嘴巴，于是，要素齐全的情报就一五一十地详细道来。

但是，这种内容清晰、要素齐全的情报，大多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之中。现实情报战中，获取的情报绝大部分只是大幅拼图中的若干碎片，零碎而模糊，而不会是一幅五官清晰的完整画像。

一份完整的情报，要具备四个W：Who（何人） 、What（何事） 、When（何时）、Where（何地）。

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应该是：1、Who，日本空军；2、When ，1941年12月7日；3、Where，夏威夷珍珠港；4、What，轰炸珍珠港美军基地。

古谷三郎有可能了解到包括这四个要素的情报吗？

对比一下池步洲的情报来源：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

与古谷三郎相比，日本外务省与情报源日军大本营决策层、与御前会议的关系，无疑更加接近，更加密切。

但是，池步洲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往来电报中，与偷袭计划的有关内容，也是支离破碎，要素匮乏。

池步洲撰文回忆了破译电报的一些内容，包括 “日本外务省突然电令西南太平洋各地……所有日本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烧毁”；“颁布许多隐语代号”，其中“‘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

池步洲回忆：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五天，破译了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内容有“(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行动”。

不过，相同内容的电报，日本外务省也发给了驻菲律宾、新加坡、曼谷等东南亚地区的使领馆。

这些电报里，没有一句关于偷袭珍珠港的内容，更没有行动的日期、地点等要素。要根据这些宽泛零碎的电报内容，分析得出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结论，显然远远不够。

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尚且如此缺乏情报要素，古谷三郎作为一名远离核心的下层情报官，即使听说到什么消息，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传言。于堇要从古谷三郎身上获得时间地点行动内容等要素齐全的偷袭情报，基本没有什么可能性。

3．于堇改变了历史走向？

于堇成功获取了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但她为了促使美国对日宣战，却故意没有将这份情报传出。于是，一个中国女子改变了历史走向。

《兰心大剧院》的这个情节设定，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果美国得到于堇的情报，就会毫无保留地完全相信，并且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日军偷袭阴谋得逞。

这个前提，又是一个对情报活动规律的极大误解。

事实上，从情报的获取，到决策者对情报内容的认可，中间从来不是一个等号。

史料记载，当年中国方面获得的与偷袭珍珠港有关的情报，都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了美国人手中。

而且，美国情报部门当时截获日本电报和破译日本密码的水平高于中国，中国传递给美国的有关日本的电报，美国情报部门也都截获破译了。

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什么防范反制措施。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阴谋还是得逞了。

为什么呢？

美国情报专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在《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中写道：

“事后看迹象总是清楚的。……我们现在能看出它当时预示着什么样的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但在事发之前迹象总是模糊不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总之，我们未能预见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为缺乏有关资料，而是因为无关资料太多了。”

情报太多，而不是缺少情报。这是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前决策者面临的困境。

尤其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的情报碎片太多太多。让情报部门和决策者无所适从，头疼不已。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军情报部门早已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A 型密码、“紫色密码”和B型密码。而且美军监听站遍布夏威夷、关岛和美国西海岸，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没有什么是美方不掌握的。

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众多，互不隶属，无法将众多片面、破碎的情报分析整合为可供美国决策者参考的有效信息。

1941年1月到12月，美国各情报机构获得了不少有关珍珠港的情报，但都淹没在海量的其他情报之中，无法得到重视与有效的分析整合。

1941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通过秘密渠道，获知山本五十六给海军大臣的信件内容，里面初步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这个情报由国务院转给海军部和陆军部，但海军情报署直接将其标注为“又一个谣言”。

1941年9月，美方破译一份日本外务省向驻檀香山领事询问美军舰队在珍珠港停泊情况的电报；10月，美方又破译了日本要求驻檀香山领事每周汇报两次军舰停泊位置的电报。

但是，美国海军情报署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些电报内容，也没有转发给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日本外务省这种要求上报军事部署情况的电报，也发给了驻其他国家的使领馆。

当时，白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有关日本的情报，里面也夹杂着一些有关珍珠港的情报。这些情报内容大都支离破碎，亦真亦假，甚至相互矛盾。

美国决策层倾向认为，日本不会敢于进攻美国。

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决策者低能吗？未必。

事件发生后，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发现原来情报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要从海量信息中将零碎的、含混的、与珍珠港有关的情报识别出来，认识到它们的特殊重要性，其难度不亚于解答哥德巴赫猜想。

类似情况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屡见不鲜。

同样在二战中，苏联情报员佐尔格报回了德军突袭苏联的系列准确情报，但是苏联情报部门与最高决策层没有采信佐尔格的情报，使得纳粹的突袭阴谋得逞。

斯大林虽然估计到德国迟早会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但是他认为德国不会东线西线同时作战，希特勒只有在解决了英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苏联。

受斯大林判断的影响，苏军情报首脑在佐尔格发来的战争预警情报上一律批注“来源可疑”，再送给斯大林。

还有911事件。事后美国人回过头发现，911事件之前并不是没有情报，而是有很多相关情报。

911事件一年前，中情局开罗分站就发来情报：“基地组织的一个小组讨论如何驾驶飞机撞进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中情局情报分析人员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从哪里弄到飞机呢？又能从哪里找到飞行员驾驶它呢？

分析得入情入理。

情报被束之高阁。

临近911事件前一个月，2001年8月6日中央情报局呈送的《总统每日简报》上有一条内容：“本·拉登决心袭击美国”。

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具体袭击方式，这样要素缺乏的情报，显然很难引起总统的注意，更无法让总统下决心采取什么防范措施，总不能大惊小怪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吧。

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的领导人雅科夫·佩里说过：“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没能预见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这几乎是个规律。主要原因不是没有情报，而是情报太多，难以识别判断。

珍珠港事件，美国未能幸免。

所以，即使于堇的情报传送出去，到了美国情报部门手中，甚至到了美国总统的案头，也只不过是在众多纷杂的有关日本情报中，多了一张纸罢了。

这类情报，当时美方手中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美国人的眼光在这份情报上会不会多停留片刻，都是一个问题。

退一步说，即使于堇拿到的情报，时间地点等要素一应俱全，送到美国人手里，是否就会引起重视呢？这也未必。

因为情报源不具可信度。专业情报机构对一份情报真实性的分析判断，情报源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当年佐尔格报回的德国突袭苏联情报，基本要素齐全且精确，但是因为苏联高层对佐尔格这个情报源不够信任，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这个宝贵的情报未被采信。

即使于堇的情报内容具体清晰，但是，美方对于这么一个决策高层的绝密计划，却出自一位远离决策圈的低层军官之口，而且其内容与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判断相左，难免会疑虑重重，采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堇的情报是否传递出去，对于她身为一个间谍的职责，是个大问题。但是，对于历史的走向，可能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事情。

有影评写道：《兰心大剧院》的主旨终于浮出水面：一位女性改变了二战。

这，只能是个纸上谈兵的良好愿望了。

（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ToRebuild）

据传上古之时，全人类只说同一种语言，彼此诚好，无有纷争。人们决定建立一座高塔，直冲云霄，来标识自己伟大和谐的文明。此举触怒上帝，于是神降临世间，分化人们的语言，离散人们的家园。以后，人类之间再不能交流，异心渐起，杀伐频现，直到如今。那座终未建成的塔后来便被叫做“巴别塔”，巴别，变乱之意。

娄烨导演的新作《兰心大剧院》，在我看来就是一幅后巴别塔时代，人类被各自利益欲望分化，沟通不再成为可能，从而深陷无解的纷争杀戮的社会政治图景。

语言与政治

语言，是《兰》片不可忽略的叙事和形式要素，也是解码其深层意涵的一把钥匙。

文本层面，《兰》讲述了二战间“孤岛”时期的上海，身兼间谍的著名演员于堇在纠杂缠斗的各方势力中，以出色的表演天赋为盟军刺探收集日军情报的故事。片中一共出现了五种语言：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此外还存在着一系列“暗语”：摩斯电码，以及全片之麦高芬——日军行动代号。

如此复杂的语言符号体系，放眼世界影坛亦实不多见。这当然是1941年殖民地上海作为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之舞台的现实氛围，却也无疑是创作者对于语言-政治相互指涉意义的提炼和抽象。

语言是什么？语言即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身份、立场、利益、看待和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角度。在《兰》中，母语直接关联着人物的文化归属与政治身份，自不待言。而说非母语，如莫之因、于堇的说日语，则多半是一种伪装，或利益使然，或出于非属本心的任务。

巩俐 饰演 于堇

在临近结尾处，日本兵用英语（非母语，索要便利）向休伯特借火点烟后，一面走开一面转为日语（母语，真实的表达）对话：

——“你想家吗？”

——“我时时感到寂寞。”（国族身份）

——“为什么周围还有这么多外国人？”

——“无所谓。反正他们最后都要进集中营。”（根深蒂固的政治仇恨）。

这是全片最悲哀的时刻。其悲哀不仅在于，日本兵对善意授火的休伯特毫无感激，反而充满鄙夷与仇恨。更在于，由于语言的不通，休伯特对这份仇恨一无所知——又或许已不必去知晓。

这也是全片意识形态指向最明晰的时刻：操着不同语言、分属不通政治阵营者大概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彼此交流和理解，因而人类的冲突永不可调和，暴力和杀戮亦无法避免。

由此，语言在本片中，已不仅是对白，是传达故事的介质，是能指；更是一种政治实在，是对于人类由利益分化带来的信任与沟通无能、又因信任与沟通无能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的象征，是所指。

《兰》最终以一派悲凉萧索确认了这巴别塔式的诅咒，人类的终极宿命。娄烨所呈现的旧上海，即是一座语言与政治的迷城。此实为影片的大气候。

于堇究竟是谁？

在影片的大气候之下，微观层面上，这又是一个事关个体体认自身身份、探寻并最终皈依本心的故事。

毫无疑问，《兰》是一部大女主式的电影。这不仅因为于堇是谍战情节的主要执行者，更缘于她也是全片身份最复杂、拥有最多重“面具”、内心冲突最煎熬激烈的人物。

于堇的身份矛盾首先在演员-间谍的对立统一中产生。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名演员，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大明星，一位艺术家。而她的秘密身份则是一名受训多年、手段老练的盟军间谍。

艺术家往往讲究戏假情真，要具备纯真、诚挚和感性。而间谍则必须戏假情假，虚伪、冷酷和绝对的理性不可或缺。有趣之处在于，两者看似背道而驰，却又分享着同一种必要的东西——演技，或曰伪装。事实上，由始至终，于堇都在这两种身份既分明又暧昧的矛盾中挣扎，她精湛的表演天赋既是武器又是负累，既是奖励又是惩罚，既磊落又卑劣，既应引以为豪又不能不受到鄙弃。

职业之外，个人关系上，于堇依然陷于无比纠结的身份定位中。面对谭呐，她是渴望回归爱情的恋人，或“引诱-利用者”；面对休伯特，她是充满感激和敬意的养女，却又无法从根本上认同他授予的任务；面对倪则仁，她是心有悔愧不舍的前妻，又是残忍的准刽子手；面对白玫，她起初是带有疑虑地打量，后来则生出信任和怜惜，成为了类似姐姐甚或同性爱人的存在。

其实，在影片的整体语境中，于堇还有两个易被忽略的身份：在国族认同上，她是一个中国人；在性别上，一个女性。

小田切让 饰演 古谷三郎

于堇的形象，犹如在暗夜孤灯的照耀下，无数个切面均反射出诡谲光芒的钻石。从出场起，就给予观众强烈的神秘感、模糊感——这事实上是她对于自身身份的迷惑与不确定。不得不赞扬巩俐在处理这个角色时所采用的的类似“零度表演”的策略，外表波澜不惊，而内心冲突只在眼神的细小变幻、肢体的紧张或松弛的切换中作十分压抑的展露，可谓完美契合人设。

自然，剧作上《兰》依旧采取了“最后一次任务”“选择真爱”等常规套路，但政治迷局的大环境则使本就焦灼的人物身份认同危机愈加催化，令这些套路最大程度上避免了cliché，延展出极为丰富的内涵。

归根结底，于堇面临的身份抉择不单是个人的，也是国族的、政治的、时代的，同时还是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普世意义的。

她承受着间谍身份带来的政治高压（“这些年，我做了很多事。有的是我想做的，有的是我不想做的。都做了”）；她在生死边缘挣扎（“上一次，她几乎死在西贡”）；她不得不忍受实际纯良的内心、对艺术的热爱同肮脏任务之间的巨大冲突，欺瞒一腔赤诚的谭呐，牺牲情义犹存的倪则仁，以颇显卑鄙的手段催眠古谷三郎；还有未被刻意强调的——她作为有气节的中国人，却遭到别国势力的掌控和支配。

——她疲惫的面庞、心力交瘁的状态其来有自，绝非刻意拗出。

于堇是谁？一个不自由的寂寞的人。

于堇是谁？一个决意要以某种方式取得自由，完成身份确认的人。

所以她反反复复地借由戏中戏台词呢喃着“我不是秋兰”——“秋兰”，罢工组织者，喻指政治属性。所以他对谭呐吐漏心声，“然后我就回来了，来做我喜欢做的事”。在重返上海的时刻，她其实已隐然做出选择，并在其后的行动中不断地体认和审视自我，对政治彻底失望，逐渐坚定本心。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

一是谭呐。与谭呐的恋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最后一隙本真的坚守。在最后明知几乎必死的情形下，她依然毫不犹疑地前去船坞酒吧，正是因为谭呐已是唯一能让她确认自身存在的证据。倘若不能带上谭呐，她也就失去了全部的心，全部的身份。

一是白玫。白玫实为另一个于堇。同样是孤儿，同样热爱艺术且颇具表演天赋，亦同样为政治所操纵。在她的身上，于堇必然是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两人的关系在催眠一场戏时得到根本性的转折。这是很有意思的：于本对白充满疑虑，白亦对于抱有目的。催眠，本是一种试探，一种“欺骗”，但经此一役，白确知了于的身不由己，从而理解了于的挣扎和痛苦；而于也从白心底的柔弱、孤独和纯净中镜观到了自己。两人反而由伪饰中达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真实，一种伤感的约定。（白云裳，裳，外在的装饰-白玫，玫瑰，关于美好的情感。）

休伯特，于堇的养父和上峰。一方面，他对于有教养之恩；另一方面，他又指挥于去完成种种违背本心的任务。这里十分明显地，隐喻着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家长”，却又一直在压榨和利用后者。

赵又廷 饰演 谭呐

然而，于堇所最终选择的身份是“艺术家”——非从属于政治的艺术家。她以自己精湛的艺术造诣获取了盟军所需要的情报，却又偷天换日，遵从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拒绝再次成为棋子。诚然，这一举动包含着家国之情的成分，隐瞒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致使美国卷入太平洋战场，从而加速了日本侵华的失败。但，这何尝不是艺术对政治的疏离与反抗呢？

其实休伯特也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于堇永远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女人。”

那么于堇究竟是谁？我不能不认为，于堇事实上投射着导演娄烨自身。

结尾处，休伯特将古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丢入垃圾桶，是否也暗含着娄烨的某种感慨：政治和艺术，不管如何纠葛，最终也应当暗淡地挥别？

《兰心大剧院》的艺术技巧及其他

《兰》是第六代著名导演娄烨的最新作品。那些我们已十分熟悉的娄烨个人风格——手持跟拍、晃动不安的情绪镜头、特写大特写、跳切、自然光等，在这里依旧延续。而诸多不同于娄氏旧作之处也令我们眼前一亮。

一是黑白影像的使用。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黑白处理，而是带有灰蓝色的调子，颇具解放前老电影的质感。这或许使娄氏本就不低的观影门槛“雪上加霜”，但着实对还原1940年代氛围大有裨益，也更符合本片黑色电影的定位。既让观众更易浸入那种独特的“场”，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间离。

二是醒人耳目的“戏中戏”。娄烨对戏中戏的使用亦不循常规，而是无时无刻不打破舞台和观众、戏剧和现实的界线。这固然提升了看懂故事、理解影片的难度，却与全片政治迷城、身份迷宫、谍战迷局的整体构思高度统一。

黄湘丽 饰演 白云裳/白玫

电影主创甚至刻意加重了这种迷离混乱之感。

首先，片中谭呐导演、于堇主演的舞台剧《礼拜六小说》，如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其舞台空间实际是在复刻于谭两人相识的船坞酒吧，可以猜测，谭正是以于和自身为灵感来源创作了剧本。剧中的秋兰，现实中的于堇，分别通过“罢工”“间谍”指涉政治；而谭呐则保持着追求者、懵懂者甚或是被欺骗者的形象——一组精致的互文。

舞台空间和现实空间的重叠，为戏内戏外界线的模糊提供了巨大便利。首次排练时，于堇和谭呐由戏入实，忽然从舞台的窗口转为酒吧的窗口；谭呐携于堇重访船坞酒吧时，两人由闲谈转而练习对白，又忽然剪至排练场景，等等。造就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观感，需要观众以敏锐的观察跟随情节步伐，否则极易迷失——不过迷失也无妨，迷失有迷失的美。

其次，作为舞台剧的《礼拜六小说》完全不像一出“正常”的舞台剧。由片中展现出的样貌来看，它实在缺乏舞台剧需要的造型感、主次分明的人物动线，甚至谭于的对白都类似窃窃私语，仿佛毫不在意观众能否听到。它更近似于《SLEEP NO MORE》式的沉浸话剧，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电影的调度和视听处理。这种奇异的处理，无疑在剪辑上赋予了空间交错以更多可能性，代价却是略显失真。

此外，除却兰心大剧院，片中还有一个隐藏意义上的舞台，即华懋饭店。兰心是一个艺术的舞台，华懋则是政治势力的舞台。此处则戏剧（于堇以间谍为目的的表演）直接在现实中发生，两者随时交混。

三是本片的结构上的巧思。

全片以一周七天的时间来结构。前三天，每天出现一组新的人物，即引入一组或几组新的矛盾：第一天，于堇回归，入住大酒店，她和谭呐的重逢，爱情如何发展？管家夏皮儿对她的监听，间谍线初露峥嵘。

第二天，白云裳出现，显然绝非单纯的追星。紧接着便交代她的重庆军统身份，同时揭晓王传君南京伪政府的身份。细陈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利益纷争。

第三天，日本人入场，休伯特现身，谍战戏正式开展。同时倪则仁出场，旧情和任务，于堇内心又一冲突；倪作为汪伪政府替罪羊，为重庆军统所不容，又是盟军所希望利用的棋子，联系着国内国际两重风云。

至此，所有主要人物全部出场，主要矛盾铺陈完毕，后四天则专注于矛盾的发展收束、人物的命运走向。

2020年1月底 在巴黎中国作者电影节上首次观赏《兰》 饰演休伯特的帕斯卡·格里高利到场与观众交流

必须指出，《兰》开端第一场戏却是独立于前述七日结构之外的，而且也属于后面任何一个情节。初次观片，如坠迷雾，颇觉晦涩，难以厘清头绪。再看三看，则大约理解，这场戏其实展示的是于堇的心理空间，是她在回到上海前，内心对于即将以演戏为掩饰实则从事间谍行动的一种想象。这段戏也是全片的引子，爱情、政治、暴力等主要元素均已囊括在内，是全片的气氛铺垫和情节预演。

最后还想聊一点私人趣味，即《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元素的运用。

礼拜六小说（也是本片英文名Saturday Fiction），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早期流派之一，又名鸳鸯蝴蝶派，多写痴男怨女才子佳人的消遣题材。特意在这样一部具有严肃政治意味、并不大旨谈情的影片中引入此名，当是一种不无幽默的反拨。

而谭呐的剧团名为“新月剧艺社”。新月派，中国现代诗歌流派之一，影响颇大。只不过在影片故事所发生的1941年，新月派早已沉寂。想来，该派秉持的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纯诗”的立场，大约与娄烨的艺术追求相近。

其实，从《春风沉醉的夜晚》中对朱自清、郁达夫的借用，或许就能窥见娄烨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学家的偏爱。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左派实为主流，朱、郁及新月派几位代表人物，俱是左派文艺工作者。迄延安整风前，左派文艺都呈现出一种自由、清健、纯粹而同时又联系现实、关注同情底层、批判政治、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风气。我想，娄烨是欣赏早期左派的理念旨趣的。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作者。

我愿意称娄烨的创作为“新左派电影”。（完）